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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官窯傳世古物尋覓

        作者:舒曉明來源:新浪收藏 瀏覽次數: 日期:2019-03-04 09:43

        (“宋元官窯假設與求證”求證之四)

          ————舒曉明

          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宋官窯器物主要收藏在兩家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

          盡管杭州烏龜山窯址和老虎洞窯址發現出土了一些遺物,但清宮舊藏的傳世官窯瓷器依然是研究宋代官窯瓷器的最重要的資料寶庫。

          據臺北故宮博物院1989年出版的,“宋官窯特展”一書記載,該館宋官窯器物藏品為143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數量說法不一,耿寶昌先生講:“2010年,故宮博物院對院藏原定為宋官窯58件藏品進行了測試”。

          王莉英先生講:“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院藏品鑒定、劃級工作中,經陳萬里、孫瀛洲、馮先銘等先生鑒定出官窯瓷器約45件”。

          葉佩蘭先生認為“其中官窯44件”。

          呂成龍先生說“對故宮博物院藏40件原定為宋代官窯燒造的瓷器,六件原定為明代景德鎮燒造的仿宋代官窯瓷器,12件原定為清代景德鎮燒造的仿宋代官窯瓷器……進行了無損檢驗分析研究”。

          筆者經過綜合分析考慮后,認為68件比較妥當。

          兩院相加,143件加上68件等于211件。

          大英博物館有宋官窯瓷器12件,暫不納入討論范疇。

          這211件瓷器的下限是清楚的,清代朝廷隨于1911年退位但溥儀仍居宮中。末代皇帝是于1924年被逐出故宮的。故宮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對宮中文物進行了兩次點收、造冊。1925年,是這批官窯瓷器的下限。那么其上限又在哪里呢?這批瓷器是何時,何種方式進入故宮的呢?

          兩家故宮博物院的出版物與一些學者的論述賦予這些瓷器是由宋元明清宮廷直接傳承的屬性。此種論述認為:”清宮文物的收藏是在歷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礎上形成的。明永樂帝遷都北京時,繼承了南京宮中的珍寶和北京的金中都、元大都的宮中遺物,而且經過26代帝王在540年間搜求,至清末宮內仍保存了大批難能可貴的傳世品”。

          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

          王光堯先生著文《清代官廷對宋官窯瓷器的收集及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先生指出:

          一、明代宮廷直接傳承到清朝廷的宋官窯瓷器數量無法確知。

          二、康熙一朝的內廷收藏宋官窯瓷器數量無從統計,臣屬進貢共四件。“康熙五十六年萬壽慶典時內閣大學士溫達等人進貢有官窯筆洗和官窯雙耳爐,原任經筵講官戶部尚書王鴻緒進貢有官窯黃壽芝一盆和官窯水丞”。

          三、雍正時期宮廷收藏使用的宋官窯瓷器,共21件。“包括碟一、花尊一、長方花尊一、渣斗一、筆洗二、罐一、碗一、爐一、缸四、雙管小瓶一、雙管瓶二、梅瓶一、花瓶一、花盆一、八角小碟一、如意花尊一”。

          雍正三年十月七日賞賜給西洋國教王的“官窯雙管小瓶”、雍正十年三月初六日賞琉球國之國舅“官窯雙管瓶”兩件。其余的19件均應保存在清宮內,即成為乾隆時期宮廷收藏。同時檔案顯示,整個雍正時期只有雍正五年十月十六日兵部尚書查弼納進貢過一件“官窯筆海”,且未被皇帝接收。

          四、“在乾隆時期檔案中,見于記載且無法確定屬于從宮廷之外進入清宮廷的官窯瓷器共有173件,而在同一時期接受的貢品中有官窯瓷器167件(其中進貢人、入藏時間明確者145件,只知進貢人而入藏時間不明者22件),兩者合計為340件。從檔案顯示的器物名稱看可能有重復統計的現象”。在不同人的貢單中往往看到同樣的器物名稱,如出現了八次的官窯一統尊,可能是同名不同器,但也不排除同名同物的可能。

          五、嘉慶時期見于檔案的官窯瓷器共有51件,后被賞賜出去的達12件,剩39件。

          六、其后,與宋官窯瓷器相關的檔案較少,咸豐時僅兩處記載三件器物(茶盅二、紙槌瓶一),光緒時期檔案三次重復記載同一物,宣統時宋官窯瓷器在檔案中出現一次可能與光緒時期的檔案所載為同一器。

          王光堯先生的以上六則統計數據都非常重要,尤以雍正時期的數據最為珍貴。此則數字非常準確,沒有含糊不清,連使用帶收藏的宋官窯瓷器總共21件。

          雍正一朝宋官窯數字在研究整體清宮舊藏瓷器來源上非常關鍵,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點。上承,可大概推出明朝宮廷留下的官窯瓷器的數字。下啟,雍正朝正處在一個官窯瓷器數量激增的前夜。雍正的21件官窯瓷器是從康熙繼承而來的,這其中又有四件是康熙接受的臣僚貢品,也就是,康熙本來只有17件是原舊藏,是順治留下來的。而順治這17件有可能是明代宮廷的藏品。或者是宋金元的遺物也不無可能。

          雍正朝擁有的21件官窯瓷器又被雍正帝賞出去兩件,僅剩下19件傳給乾隆。

          乾隆一朝擁有宋官窯瓷器的數量是驚人的,初步統計是200多件至340多件。其組成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進貢的167件,另一部分的提法較為奇特,“見于記載且無法確定屬于從宮廷之外進入清宮廷的官窯瓷器”173件。不能證明是進貢的,但又有記載。當然也不能證明是宮中舊藏原有的。因為雍正傳給乾隆的只有19件。假如雍正的19件可以確認的話,剩下的哪些應多是乾隆自己收集或臣屬進貢而來的。

          王光堯先生認為:“根據檔案記載雖然可以確定很多清宮舊藏的官窯瓷器并非一開始就與清宮有關,而是通過乾隆時期的大規模收集,才從清宮廷以外進入宮廷,成了乾隆以后的清宮舊藏器物。在兩岸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宮舊藏宋官窯瓷器中,至今有相當的一部分是乾隆時期臣工從宮廷以外搜集進貢到清代宮廷之中的,這些瓷器在宋元明清宮廷內并沒有連續不斷的傳承體系,在利用清宮舊藏瓷器為研究對象時一定要具體分析”。

          王先生指出:“康熙、雍正時期均無收集宋元明窯瓷器的意識,雍正時期以前,清宮對宋官窯瓷器并沒有達到渴求的程度,處在有無均可的狀態下。雍正時期基本只是對器物有無作記錄而已,且不加評判。雍正皇帝既不接受 臣工進貢官窯瓷器,而且還用官窯瓷器賞賜外國人,說明雍正皇帝本人對官窯瓷器并不看重,也不致力于收集與收藏”。

          筆者對于以上觀點深表敬佩與贊同,反映了歷史的真實面貌,確為正本清源之論。

          呂成龍先生指出:故宮博物院王光堯先生在大會上作了題為“清代宮廷對宋官窯瓷器的收集及影響”的演講,認為根據對清代檔案記載的統計,可清點出清宮舊藏中有將近200件被認為是宋代官窯燒造的瓷器。

          對于這批清宮舊藏宋官窯瓷器,歷史上進行了四次鑒定斷代、種類劃分、稱謂命名的變動。第一次為乾隆時期,第二次為民國時期,第三次為1996年,第四次為2010年。臺北故宮博物院143件藏品未經歷后兩次變動。北京故宮博物院的58件藏品全程參加了四次變動。

          乾隆時期

          乾隆帝在位期間開始大規模收集古代名窯瓷器,對北宋官窯更是達到了渴求的程度。詠官窯的詩歌竟然高達67首。乾隆在宋官窯瓷器的鑒賞活動分為兩個階段,乾隆十五年前為學習階段,乾隆十五年后為自行鑒定階段。乾隆繼位后,對故宮的舊藏宋官窯瓷器進行了認真的認知與學習,并請人認看以便鑒定真偽,做出等級判斷。以知道請的認看人叫楊其云。乾隆十五年后,對于臣僚的貢品乾隆再也不找認看人了,認為自己已經完全具備了鑒定宋代官窯的能力。

          王光堯先生指出:“。。。。。。從乾隆皇帝對臣工貢品的判斷情況看,從刻在瓷器上的乾隆皇帝御制詩文表現出來的對官窯瓷器和仿官窯瓷器的真偽難以掌握看,從乾隆皇帝對官汝、官哥和官鈞等不分看,終其一生乾隆皇帝基本上是處在真假不分或是臆斷的狀態下”。

          乾隆皇帝關于官窯的誤判主要表現如下:一、對同一人在不同時間進貢的同一物,開始認為是偽作,而后又認為是真品。二、把汝窯仿官窯的瓷器定為宋代官窯珍品,并作詩刻銘。三、把宋官窯瓷器說成是非官窯瓷器。

          王光堯先生指出:乾隆皇帝畢竟是一個政治人物而非文物鑒定家,我們既不應該以專業的鑒定水準來對其鑒定能力進行評判,同時也不能以當今的科學標準來苛求古人。

          對于北宋官窯有無的問題上,乾隆認為是有的《詠官窯葵花小盂》中寫道“宣和陶器用公巧,修內督之奄豎倫”。《官窯瓶子歌》曰:“官窯名始宋南渡,后苑制效政和故”。《詠官窯小方瓶》曰:“陶成北宋至今貽”。《詠宋官窯八方瓶》曰:“邵局仿東京,官窯因得名”。《詠官窯四弦瓶》曰:“邵局窯工法政和,惟供御用號官科”。

          以上詩句鮮明的表達了乾隆的兩個觀點,一,北宋官窯是存在的,但稱謂不叫官窯,官窯稱謂自南宋始。二,南宋官窯是法北宋,仿東京,效政和。南宋官窯,仿效于北宋官窯,是其對兩窯關系的明確指示。

          筆者以為,以上兩條意見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對于宋官窯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乾隆一生目前初步統計到的詠陶瓷詩歌達196首,上到高古陶器至柴窯五大名窯,又及永宣成化都有詩作。洋洋灑灑,無不涉獵。詠官窯詩達67首,占總比例34%。

          民國時期

          故宮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成立后對宮中文物進行清點造冊,并對宮中舊藏宋官窯瓷器進行了種類劃分,稱謂定名。宋官窯瓷器的種類劃分,稱謂定名工作由郭葆昌先生負責完成的。郭先生將宮中的舊藏宋官窯瓷器分為:北宋官窯、南宋郊壇下窯、南宋修內司窯三種稱謂。臺北故宮博物院143件宋官窯瓷器沿用此三種稱謂至今。將其稱之為“故宮博物院原典藏名稱”,其中冠以“北宋官窯”稱謂者達24件。

          郭葆昌先生祖籍河北定興人,早年在北京古玩鋪學徒,后任袁世凱政府“陶務總監督”,是景德鎮御窯廠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任期間督制燒造了著名的“洪憲御瓷”,后人視其為稀世珍寶。易培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期間,被委任以“故宮博物院瓷器館館長”“古物審查委員”,后任“故宮博物院瓷器專門委員”、“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瓷器專門委員”等職務。

          郭先生編印的“項子京藏瓷器圖譜”已入善本之林,珍罕難得。其“瓷器概說”一書,中英雙語印行,影響甚廣。書中郭先生指出:“官窯建于宋大觀間(西元1107年至1110年)在今河南開封縣”。“南渡后,修內司官窯(修內司北宋屬將作監,掌宮城太廟繕修之事。南渡后將作監并入工部,其職務多由修內司代掌。故官窯亦屬之。窯為邵成章提舉后苑時所設,在鳳凰山下今杭縣地)制襲舊京”。“東(窯建于宋初,在今河南陳留縣,以其在汴京之東,故名東窯)”。

          陳萬里先生在1943年針對郭氏對宮中官窯的命名發表了“故宮一部分古陶瓷鑒定之商榷”一文,(此時,郭葆昌先生已于1942年逝世)陳先生說:“(指《圖說》)所稱之南宋官窯,當然是南渡后修內司窯。。。。。。就文獻的記載,說是沿襲舊京的制作,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窯,跟汴京的官窯,有什么分別,恐怕誰都不容易有一個明白的判斷,不曉得郭先生當時根據何種鑒別方法,判斷這十六件為南宋官窯,而不說他是南渡以前的官窯?”同時,他又提到:“69圖名哥窯盤,第70圖原名官窯盤,當時已經攪不清楚了,就照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名為哥,一名為官,到了郭先生又稱之南宋官窯,真是一種好笑的事”。“我從這一點,就可以推出以前的命名,確實沒有絕對的根據。所以說它哥好,說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著墮入五里霧中,更是莫名其妙”。

          筆者以為,以上言論屬于正常的學術探討范疇。

          一九九六年

          1996年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全”中的《兩宋瓷器》一書(共兩冊),此版為繁體字香港發行。2002年,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與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簡體版。

          主編李輝炳先生在導言中寫道:“為方便于讀者閱讀,《兩宋瓷器》共分兩卷,首以南北地域劃分,次以官、民窯順序排列”。此書確實有許多奇特的地方,宋代瓷器都冠以“宋”,“南北”朝代沒了。北方宋官窯是汝與鈞,南方宋官窯是官窯與哥窯。

          把這些不會說話的瓷器擺在哪里,或“提拔”成官窯,或貶低成“民窯”,這都好說。畢竟東西在,過兩天再擺回去就是了。經李先生一番眼花繚亂的劃分后,有一個事實出現了:北宋官窯沒有了,被徹底消滅了。清宮舊藏的58件宋官窯瓷器全部被劃到了南方窯口里。這個事實未免有點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李輝柄先生的觀點是被許多宋瓷愛好者熟知的。其實此論的始作俑者是英國著名收藏家戴維德氏也。蔡和壁先生說:“早在一九三〇年代陶瓷在系統性的研究風氣漸盛之際,英國戴維德便認為顧文薦的記載前段:‘汝州有瓷窯’與后文的‘宣、政間、京師自置窯’應屬一事。故此宋汝窯應是普通名詞的北宮官窯,此外別無專有名詞的北宋官窯,這個看法早年即為部分人士所接受”。

          李先生消滅北宋官的主要理論就是“鐵道線”說。李先生說:“。。。。。。但很少有人注意,古汴京城(開封)及其周邊地區有無建窯燒瓷的自然條件這一實際問題。縱觀中國瓷器發展史可知,民窯也罷,官窯也罷,均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為這是建窯燒瓷的必備條件。沒有燒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與煤)等自然條件,是無法建窯燒瓷的。這當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考古資料證明,河南是我國唐宋時期古代瓷窯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區。從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窯的分布情況上看,各個時期瓷窯遺址絕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廣鐵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鶴壁、焦作,南到伏牛山東麓的平頂山廣大地區。而鐵路以東幾乎沒有古瓷窯的遺存。古汴京(開封)地處京廣線以東,也不能例外。因此,它不具備建窯燒瓷的自然條件”。

          “沒有燒瓷的主要原料一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材與煤)等自然條件是無法建窯燒瓷的”。這句話是一完整的概念,是對的,是絕對條件,也是燒造陶瓷這一事物的共性。“陶瓷是火與土的藝術”是人所共知的常識。

          偷換概念是在思維和辯論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的違反同一律的邏輯要求,用一個概念去代換另一個不同的概念而產生的邏輯錯誤,是一種常見的詭辯手法。其表現為任意改變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使之變成另一個概念。

          李先生正是任意改變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使之變成另一個概念的。他將窯址離瓷土與燃料“近”變成了“有”瓷土與燃料,窯址離瓷土與燃料“遠”變成了沒有瓷土與燃料。“遠”與“近”與“有沒有”是兩個概念,李先生把其混淆在一起,使“有沒有”變成了“遠與近”。

          遠與近,是個成本問題。近了,運輸費用低;遠了,運輸成本高。而有沒有,是個燒成燒不成瓷的問題,這兩件事,怎能混為一談呢?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質,個性指一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質;每一件事物,都有著共性,又有著個性。共性是絕對的,個性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共性,決定于事物的基本性質,個性揭示事物之間的差異性。“有沒有”是事物的共性,“遠與近”,表現的是事物的個性。

          相對與絕對是一事物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重屬性。相對,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有限的;絕對是指無條件的,永恒的,無限的。“有沒有”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永恒的。因為沒有瓷土與燃料是燒不出陶瓷的。而距離這些條件的遠與近,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暫時的,有限的。這兩者的關系是不可以混淆的,抹殺事物所固有的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關系,是一種片面性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

          可以這樣講,只要有人出錢,只要有這個需要,在河南境內,乃至全國境內,都可以開設窯場。

          眾所周知,琺瑯彩瓷器產自北京皇宮內,雖說白釉素胎來自景德鎮,但釉上低溫彩繪是需要入窯燒制的。這里陶瓷產生的兩個必要條件缺乏一項——即燃料。可謂“有土無火”。怎么辦?花錢買來就是了嘛。

          京廣線的盡頭生產一種瓷器叫“廣彩”,條件更惡劣,可謂離瓷土與燃料最遠,但絲毫沒有影響其產品的燒制。沒有“火與土”是燒不出陶瓷的,而獲取“火與土”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這是兩個不容混淆的概念。

          李輝柄先生的“京師即朝廷”說,筆者不想過多評論。對于“京師”為何物?從古至今有多種認識。李先生之說,只不過是眾多說法中比較冷僻的一種,作為一家之言是可以存在的。但若作為“唯一正確”的解釋的話,那就基本屬于“瞎掰”“硬拗”之類了。

          1996年,以“兩宮瓷器”一書為代表的劃分“清宮舊藏”宋代瓷器的方法是荒唐的,在今日看來,幾近笑柄。

          二零一零年

          2010年,故宮博物院召開了“宋代官窯及官窯制度國際學術研究會”。此次會議“推陳出新”。推陳者,以往的提法不提了;出新者,引入了科學檢測手段。陳麗華副院長指出:在宋代官窯瓷器研究中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這些問題長期困擾著古陶瓷研究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們,而事實證明單靠社會科學很難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借助于自然科學手段,走多學科研究的路子。

          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它標志著北宋官窯瓷器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傳統的眼學遇到了瓶頸,人體器官所能感受的陶瓷世界,僅僅是陶瓷的一部分,還有許多是我們直接的人體器官感受不到的。流傳了多年的“望聞問切”手法,盡管有著繁多華麗的形容詞作支撐,但解決不了宋官窯瓷器的前世來源。時代要求學者們必須進入宋官窯瓷器的另一部分未知世界:數詞與量詞組成的“化驗單”式的數據領域。

          武佩圣(美國國務院富布萊特學者)的文章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最難以捉摸的,便是所謂的兩宋官窯。因為宋金時期的汝、定、鈞諸窯產品以及元、明、清三朝的瓷器,無論在器物的胎、釉、造型,還是裝飾上,都有其特殊的風貌,能夠為人們熟識。而北宋官窯由于窯址至今未能找到,故對其產品究竟為何?使人頗有鏡花水月的感覺。

          至于南宋官窯文獻上既有修內司官窯與郊壇下官窯之分,故傳世的官窯器當分屬哪類,更是撲朔迷離、不易定奪的難題了。當時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服務的吳玉璋、譚旦冏兩位陶瓷專家,每次向新進人員講述南宋官窯時,都是辭藻典雅,滔滔不絕。但聽者卻總是非常迷惘,無法真正了解兩種南宋官窯的異同點。后來我終于領悟到,那時由于窯址還沒發現,兩位前輩只能用古書中有關這兩種官窯的記載來描述,如“冰裂”、“鱔血”、“紫口鐵足”等辭句,而無法對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實物進行分析闡明。

          實則臺北故宮之百余件南宋官窯藏品,在滿清宮中僅標明為“南宋官窯”;而將這批錯綜復雜的陶瓷區分為“修內司”與“郊壇下”,則似為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時清點文物的專家所為。當時參加清點文物的專家中,既有知名的學者,又有北京古玩店中具有豐富古玩經驗的老師傅。惟當時的“訂正準繩“并無明文記載,而僅靠歷代口述的古玩常識。這種不科學的方法,實為后人所無從理解者。因而無法識別“修內司”與“郊壇下”兩種官窯的局促窘迫情勢,是二次世界大戰后陶瓷專家們的共同苦惱。”

          此次會議論文,(無論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方面)精彩紛呈。尤以科學檢驗論文極為搶眼。科檢論文旗幟鮮明的提出了以下幾個極具前瞻性,突破性的觀點:

          一、七件清宮舊藏小碟可能為北宋官窯產品。

          二、杭州卷煙廠遺址可能為一處獨立遺址。

          三、明清仿宋官窯與宋官窯瓷器是完全可以辨認分開的。

          四、老虎洞遺址24個坑中瓷片的釉面中石灰釉與石灰堿釉的差異是在同時期發生的,不能作為斷代的依據。

          這四個觀點猶如四道閃電刺破了籠罩在當前宋官窯研究領域的霧霾,照亮了正確的方向。

          筆者僅就第一題,“七件小碟”展開討論,其他問題日后專文另議。這七件小碟的編號為,GcQS:1585、1587、1588、1589、1590、1591、1592。名稱為:宋官窯六角菱花式碟。

          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專家們對35件宋代官窯瓷器,包括七件小碟,進行了科技手段分析。文章指出:“故宮博物院發揮古陶瓷科研基地擁有多種無損檢測儀器的優勢,對院藏宋代官窯瓷進行了無損分析研究。事實上,故宮所藏被定為宋代官窯的瓷器可能包括了北宋汴京官窯、南宋修內司官窯、郊壇下官窯以及明清仿官窯產品,而目前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難以區別出哪些瓷器是經宋、元、明、清宮廷傳承下來的,哪些是后期仿制的。本文將在實驗分析的基礎上,利用熒光能譜儀(EDXRF)測試分析結果,對以上問題試作探討和研究。”

          “采用美國EDAX公司的EAGLE Ⅲ XXL大樣品室能量色散X射線熒光光譜儀。實驗測試條件為:主、次量元素采用的電壓為25KV,電流600uA,束斑0.3mm,測量時間600s,經標準樣品校準后得到近似定量分析結果見(表1);微量元素采用的電壓為40KV,電流400uA,束斑0.3mm,測量時間200s,得到半定量分析結果”。

          古陶瓷的化學分析是指對瓷器的胎釉等進行化學和礦物成分的分析,這是基于現代技術水平已可能比較確切的對古陶瓷的胎釉的顯微結構與化學組成作出定性與定量的測定。在常溫常壓下的古陶瓷其固有的化學組成、顯微結構及器型特征變化不大,都會保留其原始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大量信息

          古陶瓷的化學成分組成由主次量元素與微量元素組成。主次量元素的化學組成多反映胎釉的人工配方的變化信息,微量元素多攜帶產地與年代信息,是斷源斷代的重要依據。

          微量元素不受人工配方控制,對瓷器原有的質量不產生直接影響,是造假者無法控制的。微量元素是礦物形成時環境條件形成過程所決定的,因此,能從一種特殊的角度反映出胎釉的本質特征。

          此次會議論文,正是應用無損分析的方法對館藏瓷器進行了突破性的研究探討。

          主次量元素分析:

          從圖6可見,故宮博物院藏宋代官窯瓷青釉的主次元素大體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低鋁、低鉀、高鈣類,主要是七個器型類似的碟,其氧化鋁含量低于10%,氧化鉀在3.32%~3.51%之間,氧化鈣在9.57%~10.50%之間且氧化鎂含量大于1.5%,氧化鈦高于0.15%;第二類為高鋁、高鉀、低鈣類;其氧化鋁一般大于11%,氧化鉀在4.24%~5.76%之間,氧化鈣在4.61%~9.06%之間;第三類為高鋁、低鉀、高鈣類,其氧化鋁一般大于11%,氧化鉀在3.09%~~4.97%之間,氧化鈣在8.17%~11.76%之間。此外,還有四個樣品(1號、3號、19號、29號)主次量元素比較分散。

          第一類樣品(碟)青釉中氧化鋁的含量低于10%,這與汝窯和南宋官窯有明顯差異。

          此外七個樣品的氧化鎂含量大于1.5%且氧化鈦也高于0.15%,這也與郊壇下官窯瓷釉氧化鈦在0.08%~0.42%,氧化鎂在0.64%~1.02%之間,老虎洞窯宋代地層氧化鈦在0.09%~0.12%,氧化鎂在0.72%~1.1。%之間的分析結果不相符合。

          微量元素分析:古陶瓷胎釉的主次量化學成分組成,體現的多是配方的信息,用其斷源斷代尚有局限性,而微量元素在地殼中的分布具有明顯的不均勻性,不僅如此,微量元素在時間分布上也不均勻,有一定的變化規律。因此,微量元素組成攜帶了古陶瓷的產地和年代信息,這也是古陶瓷斷源斷代的重要依據。

          不同產地、不同窯口的瓷釉中微量元素特征是不同的。如北方主要是用高嶺土,系貧銣,貧鍶礦物,而南方多使用當地的瓷石,主要為絹云母、系富銣、貧鍶的云母類礦物,這就造成了各地瓷器氧化銣、氧化鍶含量的差異。故宮博物院藏宋代官窯瓷器根據青釉中氧化銣和氧化鍶含量的高低,大體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為類似河南汝、鈞瓷青釉的“低銣中鍶”類,第二類符合杭州官窯的“中銣中鍶”類,第三類亦為符合杭州官窯的“中銣高鍶”類,第四類符合景德鎮的“高銣低鍶”類。對于第一類中的七件小碟,釉的微量元素符合北方瓷器特征,但主次量化學組成與汝瓷又存在差異,這是否就是文獻提及的北宋汴梁官窯?

          顯微特征分析:通過光學顯微鏡對宋代官窯及明清仿官窯瓷器顯微結構的共性特征和個性特征進行歸納和比較,為判斷他們之間的類群關系提供顯微結構方面的數據支持,是科技無損分析的一部分。

          本次測試的對象為45件宋代官窯(包括七件小碟)及明清仿官瓷器。采用儀器為德國LeicaMz16A型顯微鏡,對樣品不同部位進行了不同放大倍數(3.55-57.5倍)顯微照片的采集及分析,利用aNalySlS軟件對圖片進行測量和統計,從而了解宋代官窯及明清仿官瓷器的顯微結構特征。

          經學者們觀察研究后得出以下有關結論:受多種因素影響,宋代官窯瓷器釉紋片普遍短而密,而明清仿官瓷器釉紋片普遍稀而長。由于明清仿官瓷器燒成溫度高,釉中晶相相對較少,故紋片較宋代官窯瓷器紋片直,彎曲度小。

          故宮博物院藏宋代官窯瓷器中,有七件六角菱花式碟的顯微結構與其他官窯瓷器不一樣,釉在顯微鏡下看起來似被熔蝕,釉中氣泡信息不明顯,能觀察到胎體中環狀痕跡,可能因成型或修坯時使用過輪制工具所致。

          拉曼光譜無損分析:此次試驗應用的是法國jObin一YVOn一HOYiba公司生產的Hr800型激光拉曼光譜儀。對28件故宮藏官窯樣品及12件故宮藏明清仿官樣品進行了測試,其中未包括疑似北宋官的七件小碟,學者們得出以下結論:依照釉燒溫度和元素分析結果,目前故宮博物院藏宋代官窯樣品可分兩類;大部分樣品是一類具有較低的熔融溫度系數,在較低燒成溫度下燒制而成的樣品;另一類具有相對較高的熔融溫度系數,在相對高一點的燒成溫度下燒制而成。宋官窯青瓷的釉燒成溫度范圍預測為1100℃~1270℃。院藏明清仿官青瓷具有較高的Ip值,其釉燒溫度也相應較高。

          故宮博物院藏宋代官窯青瓷樣品的釉面玻璃相中未熔的晶相普遍為殘留的石英,而明清仿青瓷釉中的玻璃相多有未熔的鈣長石,兩者釉面效果類似,實質不同,這剛好也佐證了宋代燒成溫度較低,而明清燒成溫度較高的事實。

          通過以上分析,七件小碟脫穎而出,他們既有著宋官窯器物的共性,又有著強烈的個性。

          七件小碟的特點如下:

          一、原產地應是河南,而不是杭州。這是由微量元素“低銣中鍶”特征所決定的。

          二、生產工藝應用的是鈞瓷的特有工藝。胎體上的“環狀紋路”是宋鈞瓷特有的工藝,目的是阻止面釉在燒制過程中的流動,達到最佳的胎釉結合的目的。這種工藝在河南其他窯口及杭州窯口并不存在。

          三、排除了與汝窯的關系。主要是氧化鋁的含量低于10%,與汝瓷有明顯差異。

          四、胎體應為鈞瓷胎。照片縮釉露胎部分顯示得很清楚。

          鑒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這七件小碟基本上可以確認為北宋官窯器物。

          2002年,呂成龍先生曾表示過以下觀點:“僅憑肉眼尚無法對傳世宋代官窯瓷器的窯口進行科學劃分,這還有待于將來用高科技方法對傳世宋代官窯逐一進行無損測試,通過將測試結果與對老虎洞窯和郊壇下官窯遺址出土標本的測試結果進行比較,即可將兩個窯的產品清楚地區分開來。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科學測試還可以為解決北宋官窯問題提供科學證據,如果測試結果表明傳世宋代官窯瓷器全部都是南方窯產品,那么,某些學者認為北宋官窯遺址在開封的觀點就不能成立了,北宋官窯就是汝窯。如果測試結果表明傳世宋代官窯瓷器中確有一部分屬于北方窯產品,那么就基本上可以確定為北宋官窯產品,即為開封窯產品,這樣一來,汝窯就不是北宋官窯了”。

          對于呂先生此觀點,筆者深以為然。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此事件,并表示了極大的關注與肯定,但認為還是需要發現發掘出北宋官窯后,以出土實物資料來最后確認。對此,筆者表示幾點不同意見:確立名窯的標準應一視同仁,不能一窯一個樣。這不公平公正。請問哥窯有遺址嗎?宋代文獻有記載嗎?“清宮舊藏”修內司瓷器與老虎洞出土遺物對得上嗎?

          文獻記載、窯址遺存、傳世古物三項要素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這些都在力求證明物體的兩個基本屬性:時間與空間。

          時間與空間是絕對概念,是存在的基本屬性。其兩者的關系表達著事物的演化秩序。自然科學檢驗手段正是通過人類本能器官感受不到的數據來證實著物體的時間與空間。兩者的目的是一樣的,只不過手段不同。

          自然科學檢測是新時期科學發展的產物,反映的是物體的客觀數據,不受人的主觀意識的干擾,反映了物體的本質特征,是科學的。

          在“空間”范疇上,微量元素數據將這七件小碟鎖定在了河南汝、鈞窯產區。主次量元素數據又排除了汝窯,只剩下鈞瓷產區。顯微特征還顯示七件碟的生產工藝是鈞瓷產區獨有的,胎也是釣瓷胎。作為證明物體的空間證據已充分清楚,不容推翻。

          從“時間”角度看,科檢也提供了不少依椐。顯赫的清宮舊藏宋瓷身份,將其的可能生產時間推到了清乾隆以上時段。“非明清景德鎮仿宋官”的結論又使七件小蝶的形成時段上推到元宋時期。較低的燒成溫度與較大的平均紋片條數值與彎曲度又使其跨入宋朝時段。

          窯址,固然以能挖掘出為最好,但假設原窯址確已被破壞,那么北宋官窯這客觀的存在就永遠不會被證明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筆者以為:只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將七件小碟中的一件做一次熱釋光檢測就可以了。用微量元素去證明其空間,用熱釋光去證明其時間,這是目前最便捷,最可靠的方法了。不知諸君以為然否?

          這七件小碟筆者斗膽暫定名為:高度疑似北宋官窯六角菱花式碟。

          綜上所述,北宋官窯瓷器應符合以下標準:

          1、鋅、鋯、鋇不能超標。

          2、燒成溫度在1200℃左右。

          3、釉面玻璃相未熔晶相以石英為主。

          4、平均紋片條數值較大,且較為彎曲。

          5、器物施釉前胎體有“環狀紋路”處理。

          6、胎為“河南胎”“類鈞瓷”土質。

          7、微量元素是“低銣中鍶”含量。

          8、熱釋光檢測年代為904年左右。

          9、器物造型應為“祭器”類型。

          10、釉色是“天青色”系。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價格認證中心價格認定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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